接通「心靈之場」 遠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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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遠志明，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六日生於中國北京，七歲那年隨父母回到河北農村祖父母身邊。我在家鄉讀書到中學，便參軍回到北京當警衛兵。我很快 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晉升為排長、副政治指導員、師政治副營職幹事。身處中國政治文化的中心，又值改革開放的初興年代，我的求知慾受到激發，業餘時間讀了不少中西哲學、政治、歷史、文學和經濟學著作，批判地考查中國現實，一九八二年開始在「人民日報」、「中國社會科學」等報刊發表政論和學術文章。一九八四年，我考上了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碩士研究生，一九八六年轉為博士研究生。在這期間，我出版了「社會與人─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考察」和「沉重的主體─中國人傳統價值觀考察」兩本書，發表了幾十篇文章，兩篇哲學論文獲全國性獎勵。
一九八七年，我參加了電視政論片「河殤」的撰稿，此片引起了強烈反響。一九八八年，我完成了書稿「澀─自我與中國」和「中國人與現代化」。一九八九年，我協助包遵信先生﹝現在獄中﹞創辦了在香港出版的雜誌「太平洋論壇」和在北京出版的叢書「大文化譯叢」，並成為幾家民間自由社團的成員。在春夏之交的民主學潮中，我組織起草並到中南海中共中央住地親手遞交了七十位著名知識份子致中共的公開信，參與發起組織了「北京知識界聯合會」和「知識份子大遊行」，參加簽署了「５．１６聲明」和「５．１７宣言」等文件。事後，我被開除黨籍、校籍，遭到中共的通緝。我四處躲藏，於一九八九年八月底逃到香港，九月初政治避難到巴黎，參與了“民主中國陣線”的成立和「宣言」的起草，當選為首屆監事，參與創辦並主編「民主中國」雜誌。一九九零年四月起，應余英時先生的邀請來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作訪問學者。一九九一年四月二十八日，我受洗成為基督徒。
我怎麼會成為基督徒呢？ 從忠實的共產黨員，到熱烈的“民主鬥士”，到虔誠的基督徒；從共產主義理想，到人本主義哲學，到基督教文化，這三種形態，兩種轉變，中間的跨度實在太大，說來話亦長。我只能說，今日尋到此處，全靠神的垂顧，亦是神的召喚。的確，如果說第一個轉變是靠了我的獨力思考和理性判斷，那麼，在第二個轉變中我做了些什麼呢？我什麼也沒能做。只不過身不由己地邁出了恍惚早就應當邁出的一步，只不過敞開心扉接受了彷彿早已叩擊著吾心的聖靈，只不過情不自禁地撲向了早已夢寐以求的心靈的故鄉，只不過坦誠布公地承認了精神深處早已焦渴不寧的需求。所以，當我第一次被問到“你願意信主嗎？”我沒有能力說出“不”字，脫口說出“願意”，表情有些侷促不安，心底確一下子湧出大喜悅、大幸運、大感動的熱流。“這真是神意”，我暗自驚嘆。
我的受洗，在有些大陸民運“同志”中間，至少引起了不合諧的感覺。的確，共產黨文化和基督教文化相去甚遠，兩種氛圍格格不入，過渡不易，理解過渡亦不易。即使理解，往往也攙雜著同情，正像在北京，有大學生去教堂常使人想起失戀、失意或失落。況且，不管為什麼而“鬥爭”，利欲之心總是太剛硬，且視一切謙卑柔弱之心為無能或失敗。感謝天父賜我寬厚仁慈之性，使我得享屬靈生活的和諧之美。它包容一切人，但只讓信者稱義；它包容一切事，但只讓義者有終。歷史上，它推助了民主自由人權的確立，現實中亦與之相得益彰。唯獨專制主義，任出政教，無論古今，都與基督教不相容。在我屬靈的生活中，民主信念毫無動搖，只不過奠立在更為博大、和諧、深遠的基礎上罷了。
我多麼想讓朋友們分享聖靈的恩賜啊！每當坐進禮拜堂，在聖樂彌漫的肅穆中，我的心便像水晶一樣純潔沉靜，充滿了通天地、逾生死、和古今的感覺。當我獨自禱告時，剛一聲“親愛的天父”，便心馳神往、血脈舒緩、神氣暢通，難以抑制感激之情，良知如注，或傾瀉而出，或梗噎難語。入睡前打開「聖經」，聖靈的啟示從簡明睿智的話語中躍然而出直鑽進心靈的底層，洗淨它、激勵它、開啟它使它與日月輝映、與聖靈歸一。這一切，全是由於我信的緣故。只是因著信，神的大能便這樣慷慨的地來充實和完善我的身心，使我能積極而坦然的面對艱難的生活、學習和事業。我切切實實感受到，在對神明的信賴和與聖靈的交往中，自己的靈魂世界在昇華，人生境界在提高。
在我不由自主地投入上帝的懷抱之後，在我盡情享受上帝賦予的喜樂和靈修之餘，才得以回頭仔細品味信主的緣由和意義。
Ａ．哲學思考 我是自學踏入哲學迷宮的，可見好奇心之強盛。古今哲學無論將世界歸結為人的精神或客觀物質，都遇到了明顯的挑戰。現代科學哲學迴避這類問題，表現出一種理性的頹廢。人們最尊崇的大哲學家如柏拉圖和康德─我不談直接歸依上帝的哲學家如笛卡兒、亞里士多德和神學哲學家如阿奎那、奧古斯丁─均坦率承認真實的世界是人的理性所不可知的，唯有靠信仰來感悟。培根則直說，深諳哲學原理的人必信上帝之存在。愛因斯坦也說，洞悉宇宙之深奧與和諧的科學家，無法不聯想到上帝。我學哲學窮根究底的毛病也早已使我同上帝很熟悉了。我曾想到未來的哲學、神學和科學將是一回事。
科學，用愛因斯坦的話說，與宇宙的真締相比不過是兒戲。在信仰面前，科學是無能為力的，但不少淺薄的人卻喜歡用科學來貶低信仰。彷彿科學家為星星命了名，星星就再也沒有奧秘了。於是，科學成了偏見、成見和短見的藉口。科學精神強調尊重事實，但它為什麼不正視屬靈世界的事實呢？科學與貪欲連在一起─它直接是人類理性求知貪欲﹝康德論證了這種貪欲必然導致二律背反﹞的後果，又直接服務於人類物質貪欲的進求，所謂“造福於人類”是也。由於它赤裸裸是現代人類的自我關懷，而非宇宙的和歷史的終極關懷，所以必然又成為“造禍於人類”的東西。我不相信科學具有至上性。科學所不知道的事遠比它知道的事多得多。我相信宇宙空間充滿著聖靈，一如充滿著引力子和電磁波，只不過要想接通至精至微至神至妙的聖靈，不能靠起動電氣開關式的物件，而是要敞開心靈之門─心靈之場無疑要比電磁場和引力場精微神妙的多。這便是“信”的要義。一旦信了，聖靈便進駐心裡，於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科學精神是先經驗﹝實驗﹞了才肯相信，而基督信仰則必是先信了才有經驗。這是因為，科學活動是人創造對象，施展自身能力，而信仰之旅則是人歸向創造者，追溯能力源頭。這正如大樹之伸長枝葉與歸回土根，方向路數是不同的。對於大樹來說，伸長枝葉的邏輯是：只有當枝葉“經驗”地生長出來之後方被確信為存在事實；歸回土根的邏輯是：只有當土根已是真實的存在時才可能有回歸和回歸之經驗。接下來，這裡有兩點很重要，一是若沒有回歸汲取之樂，便沒有向上生發之旺；二是葉必落，落葉必歸根。人類乃至萬物的根便是上帝。
Ｂ．生活感受 人生充滿了偶然性。我們無法把握生活中紛紜百態、變動不居的勢能和機遇，甚至不曉得它們究竟是什麼，但它們卻將人送上千差萬別的生命之旅。所以，當我們幸運時，應當獻上感激和讚美，當我們不幸時，應當求告和忍耐。
我的逃亡、脫險和海外生活，有許多人力所不及的、傳奇般的遭際。於今想來，倘若只是依我的意志和理性去行，而不是一再遇到意料不到的人和事來引導，我一定被抓住幾次了。我似乎感覺到冥冥之中有力量在幫助我。這是神力和神意。上帝終於將我召喚到祂的身邊，給吾靈一個最好的歸宿，讓我為上帝做最要緊的事情。這是不盡的喜樂，亦是不盡的艱辛。
在另一個意義上，我也一直在尋找上帝，但只是當我找到上帝時才發現這一點：啊！這不正是長久以來心靈深處苦苦尋求的嗎！生活中的憂傷、不安、怨怒、厭倦和孤獨感，不都是對你﹝上帝﹞的求助嗎？人世間的狹隘、嫉妒、傾軋、貪婪和邪惡、不都是對你的呼喚嗎？只是許多人還不曉得你的大能，因為他們不相信你的存在！我也是在信你之後，才真正體驗到你的存在和大能，才意識到人的渺小、脆弱和匱乏，才覺得不識不信你的人是多麼可惜。我不再相信“自助者上帝助之”的格言；就完整的人格與人生來說，而不是對一時一事之成敗而言，我相信“信上帝者上帝助之”才是對的。
Ｃ．文化宿求 人們已知基督教文化是西方現代文明的重要淵源和組成部份，馬克斯•韋伯曾成功的論證過它對資本主義的推動，儘管立意點略有爭議。精讀「聖經」才發現了它那博大精深的文化蘊涵。從「創世記」到「啟示錄」一系列寓言般的記述中顯露的觀念之高超精闢，使人不能不相信這裡有聖靈天啟而絕不僅是人的理性所為。我提出幾點來向大家討教。
1. 何以人類吃“智慧果”，便生成原罪？起初不解，後來悟到：所謂人的智慧， 乃是以人為中心區分利害善惡，以便趨利避害，趨樂避苦。中西善惡觀有些 不同，西人常稱利者為善，不利者為惡﹝我曾在「光明日報」發表「善的比 較」一文﹞，所以那果又叫“善惡果”。亞當夏娃吃了便知羞恥，亦即有了 求淫樂的邪念。人的這種自我主義、利欲主義的智慧，不正是一切罪惡的根 源嗎？這樣將人的智慧歸結為罪惡，真是驚人的深刻！
2. 「聖經」揭露了人的普遍原罪，同時又指出它不可克服。這一點也非常獨特。 古今理論，要麼認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東西自然是合理的，視之為前提和常 態─大部份西方理論就是這樣對待人的自私本性的；要麼揭示出一種罪惡然 後給出克服之道，僅視之為一時的病疾─東方文化主流中各種已禁欲的藥方 便出於此。唯有「聖經」，深深揭出人的原罪，又說凡是人都無法消除它， 這等於說，疾病正是人的常態。
3. 人類的終極審判必將到來。現代科學即人的智慧的發展，現代享受即人的物 欲的膨脹，其後果正一步一步的印證著「聖經」的啟示。在上帝的眼裡，就 宇宙來看，人類只不過是一群自我享樂、狂妄自負、鬥爭不已、難以救藥的 生靈！
4. 人間是罪人與罪人的相處，是罪心與罪心的爭鬥。因而人的不平等、心的不 平靜、世的不安寧、乃是人間常態。人間容不得天使。耶穌正是由人的原罪 所致死的。所以，承認原罪，相信上帝的救贖，是使人稱義、返璞歸真、靈 魂得救的唯一出路。
5. 對罪的認知即是對愛的追求。基督教文化有利於人的身心和諧、人際和睦； 有利於維護人的尊嚴、自由和平；有利於抑惡揚善、扶正袪邪．．．．基督 教文化的眾多要旨，對人類有大益，對個人有大益，真是上帝的恩賜，是永 恆的福音。我堅信有一天，它將成為人類文化的主流，這也正是我的宿求。
我意識到中國文化與基督教文化之間既有相合又有衝突！基督教在中國的歷史處境是很尷尬的；今天中國的民主化進程與基督教的大發展會有密切關係，如此等等。使基督教文化在中國得到廣泛深入的傳播，使中國人建立起超越於任何個人•政黨和“主義”之上的堅實信仰，從而生活得自由、尊嚴、充實和寬容，這是我最迫切的文化宿求。
